彼德•高赫曾为此感喟，虽然瑞士债法中的有关判决和文献处处闪现着一位鲜明的理性人形像，无论是合同解释、合同补充、注意义务还是其他事项，作为衡量尺度，这一神秘的存在裁定了诸多案件，但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却受人忽视。

检察权并不是内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基体的，它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同时还有它深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中国独特的历史问题。也有人认为，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和司法权双重属性，参见龙宗智：论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机关的改革，载《法学》1999年第10期。

这样的一种权力设计同时也决定了，监督不是相互的，即检察权本身是一种单向性的监督权。{10}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中国检察制度史资料汇编》，内部编印1987年版。尽管中西方存在诸多差异，然而可以看出，权力需要监督已经成为中西方国家在制度构建方面所取得的基本共识，权利的救济和保障也成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选择。1912年到1927年的北京政府时期，基层检察制度先后经历了四级三审制到三级三审制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央到地方检察机构分别设置为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地方审判分厅(或司法公署检察官){10}(P.565-575)。检察机关的职权大大拓展，由原来的单纯的侦查起诉、检举犯罪扩大到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检察责任，实际上行使着苏联式的一般监督的职权。

[4]邵晖博士的两篇论文，‘检察一词的前世今生：词源和历史的交融，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5期，和‘检察一词的语义学探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比较详尽地从语义、词源的角度论述了检察一词在我国古代的含义及其在近代发生的语义转变过程。检察权作为一种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是我国宪法的创设。[15]可是，即使出于这类虐待禁制或生态保护的考虑，动物们也仍然没有权利。

这种法律地位表现为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权利能力）以及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利益的资格（行为能力）。彼德•高赫曾为此感喟，虽然瑞士债法中的有关判决和文献处处闪现着一位鲜明的理性人形像，无论是合同解释、合同补充、注意义务还是其他事项，作为衡量尺度，这一神秘的存在裁定了诸多案件，但在理论上长期以来却受人忽视。作为权利主体，一般为教会设施、圣徒遗骸等。[61][美]金伯利•克林肖：《一个黑人女权主义者对反歧视法律和政治的批判》，《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戴维•凯瑞斯编，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259页。

于是，对我们来说，所有的权利都变成了可撤消的权利。[32] 有关法律上人类自身形象的历史衍化，在拉德布鲁赫那里曾有着概要式的归结。

关系是被忽视了，每个人都成了独自存在的人，他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从而在法律上自足的单位。它斩断了追问我们究竟对于法律作何理解的可能通道，而使得主体免于思想的追问。20世纪60年代以来，前文勾勒的近代以来法律人像遭致了后现代思潮的根本颠覆。人的在世存续界限为出生到死亡。

作为法律主体，动物享有权利这一点有些模糊。[52]不过，当今的潮流已然有所变化。[16] 另一方面，动物们负担种种法律义务的观念和制度却清晰可见。[60]金伯利•克林肖指出：黑人女性经历了双重的歧视……不是作为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总和，而是作为独特的黑人妇女的经验。

[8][美]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廖申白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然而，近代的三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罗马法继受）驱使人脱离既往的礼俗社会，不再把义务，而是将引诱单个人的利益作为法与权利的出发点。

前者第1条规定，自然人，只有在市民社会中享受确定的权利时，可以称为人。义务方面，在英美普通法上，曾有对无生命物罪咎的归属、惩罚与赎罪观念。

[33]星野英一也论说道，法律上的人，与其说是一个蕴涵着无限内容、具有某种细微差别的个性的具体经验的人，不如说是从社会法律生活的秩序这张布裁下的一小块布而已。前文里曾简短地提及动物，但据约翰•格雷的看法，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从未承认动物是法律权利的主体。[35]如拉德布鲁赫所观察的，为使这些负重的权利安全稳定地发挥作用，它们凭藉强而有力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为前提，而后者是和义务、人之血脉相系的礼俗社会密切相连的。固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世间的法律一定非得是某些圣迹显现的直接产物，但却肯定是上帝的神启以及其所恩赐于人类的理性之光的结果。人之概念的另一层面是每一个自然人都是人。《萨克森民法典》第32条，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

[31] 需要补充的是，彼德•高赫的抱怨多少应将之限于瑞士一国之内。比方说，将一位白人女性的特征同一位黑人男性的特征加在一起，并不能充分描述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经历。

牧野英一也主张：于法律之社会化，权利思想受最大之变化者，系权利同时而有义务之性质也。[10][澳]维拉曼特：《法律导引》，张智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作为人的主观虚拟物，若说对于自然人外的所有法律主体都存在一种同样的拟制，即将一个人的意志拟制给他身外的某人或某物，在法人的情形下，则表现为一种双重的拟制：首先通过拟制以构造一个实体，第二次拟制则将个人的意志归属于它。再不消说，这样的主体无疑仅仅限于地球上的自然人而已。

依照日耳曼法，则应该让敌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因为他们来自敌对的部族。【注释】 [1]路易•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主体范畴尤其是伴随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的法律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出现的，尽管理论上它潜在地构成任何意识形态的根基。[41]鲁道夫•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载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关于人，蒂堡未曾提及前辈们的详细讨论，而是迅捷地定义：任何一个权利的主体者，尤其是人们将其称为民事权利的主体的时候，立即成为法律上的人。

中世纪时，德国开始朝向人定法之路上前行。[46]前引[3]，拉德布鲁赫书，第153页。

[17][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它们作为一些隐喻而发挥作用，通过这些隐喻，个人之间的理想化了的关系就被不恰当地改造为乌托邦式的普遍关系，即被改造为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制度、各种集体）已完全消失了的社会关系。

后者第1条则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中文关键字】 法律主体。

前引[26]，狄骥书，第27页。[2]按拉德布鲁赫的看法，人类呈现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依据康德的理论，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典型区分，即人所拥有的圆满智慧，而是人能够、应该为其权利义务所抱有的善意抑或恶意的心态，以及对其行为当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内在认知。[23]基于人道主义关怀，该法同时附加了一条戒律，即第18条：上述生来畸形之人，必须获得养育而且应该生存至尽可能的期限。

（3）没有任何一个存在者在缺乏好的理由下，应当被杀害。杀死他也是犯罪等这些观念，最早可以从以色列预言家们的箴言和教会方面的信条中看到。

[63] 【作者简介】 胡长兵，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动物解放论强调：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把我们的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扩展到其他动物，除非是我们要维护剥削群体特权的自私欲望。

[30]自此，人的概念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权利能力。关于物的规定仅于无特别规定的情形适用于动物。